从治理的本义出发,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也是农民治理和治理农民的题中之义。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过程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乡村社会治理离不开农民及其自治组织的参与。

    在市场化条件下的乡村社会治理需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但这次农民组织化不同于传统和人民公社时期,传统的中国农村依靠士绅和族权势力组织农民,人民公社依靠国家强制组织农民。在这两种组织形式,农民只是依附听令,很少个人利益追求。市场化条件下组织农民,依托的是市场分工引致的利益分化,农民因自身利益追求,自行组织各种机构,行使一定职能,来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本质上这种组织是介于国家政权和个人之间,具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公共组织。

    理想状态的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是国家政权、社会公共组织、个人三位一体的共治模式。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主要是指培育和发展具有一定作用范围和职能的社会公共组织。在乡村社会,按功能划分,农民组织应在3个方面提高组织化水平:一是政治维权组织。如农会、消费者协会等。二是经济合作组织。如帮工队、生产互助小组、专业合作社等。三是文化生活组织。如红白理事会、老人协会、秧歌队、农民技术协会等。

    农民组织的发展和成熟不仅有助于农民掌握和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他们在日益全球化的大市场中的适应能力,而且有助于分散的农民与大市场的连接,与其他利益体建立对话。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建立政权与农民之间、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之间的有效联系,达到共同治理,促进乡村社会基层民主建设和促进各项公益事业发展的目的。


    发挥乡镇政权的作用,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


    取消农业税后的乡镇机构改革及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中央高度重视。乡镇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是转变政府职能,精简机构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考虑乡镇政府职能问题,要从农村工作的现状出发,从农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出发,重点强化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环境,二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三是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在履行好政府职能的同时,要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

    从实际情况看,随着乡镇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可支配财力减少和职能转向乡村社会稳定、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村社会出现“官权退、民权进”的局面。乡镇政权迫于节约行政成本、弥补履职能力不足的压力,主观上有着发展农民自治组织的动力。传统上,强国家弱社会的治理结构,使得乡村社会组织资源相对稀缺,除了国家政权组织外,很难说有什么像样的“民间组织”,因此,乡村社会农民的再组织客观上仍不得不依靠乡镇政权的大力扶持。

    乡镇政权在促进农民组织化过程中不仅要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最重要的是要有本土计划和行动策略。一是把农民自发的维权活动引导为组织化的政治参与与理性对话基础上的协商解决,积极扶持农民维权组织的形成和民主发育,规范维权组织与乡镇政权之间的联系、对话和协商。二是借助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的项目支持,相应地支持农民成立各类经济合作和公共事务处理的组织,加深农民经济合作,创建和壮大各类经济合作组织。三是采取多种帮扶措施,培育农民文化体育方面的组织资源,引导其开展活动,为丰富群众生活创造条件。四是加强党和政府对各类农民组织的监督和联系,如登记制、定期走访或座谈。五是建设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为农民组织化提供成功案例、典型做法和创建范本,在引导农民组织化的同时,不断增强其组织功能、完善组织结构。